徽声在线记者 | 梁宝欣

深圳华强北的午后三点，电商创业者李方元正忙碌地处理订单、分析数据报表。她的办公室空间不大，但键盘敲击声、物流电话铃声和短视频回放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繁忙而有序的画面。这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部门划分和层级结构，只有李方元一个人，以及她背后那条被高效调动起来的完整产业链。这，就是深圳当下备受瞩目的新组织形态——OPC（One Person Company），一种在AI技术协同下，由个人独立完成产品研发、生产、运营及营销等全链路闭环的新型创业模式。

在深圳，类似的OPC正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华强北的电子产品卖家、跨境电商的操盘手，到依托AI工具的内容创作者和独立开发者，一批“轻资产、强链接”的个体创业者正批量出现，他们借助AI的力量，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探索着创业的新可能。

AI技术的普及，无疑降低了个体创业的能力门槛。而对于身处深圳的OPC创业者来说，供应链的协同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因素。早在今年1月，深圳就将“一人公司（OPC）”纳入了城市层面的产业政策，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致力于打造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创业的首选地和创业生态的引领地。

一人公司的运营奥秘

李方元向徽声在线记者分享了她的创业经历。过去，她所在的团队主要专注于货架电商，即在淘宝、天猫等平台上开店，依赖用户搜索下单来完成交易。然而，现在她将重心转向了流量电商，主要经营电子产品，国内市场以抖音、微信视频号为主，海外市场则布局TikTok，通过内容分发直接触达用户。同时，她还计划围绕电子产品打造“产品IP+品牌IP”，以同一套供给同时覆盖To B与To C市场。

在过去，这类流量电商生意的运转方式相对固定。以一个千万级GMV的盘子为例，即使是只卖“拳头”产品，也至少需要两个人：一个负责主要投放，外加一个运营助理做基础信息收集、整理。这套人力结构在过去十年里几乎没有变化，日常工作量高度重复但不可或缺。

然而，AI技术的引入改变了这一切。李方元表示：“以前运营助理的工作，现在基本都可以交给AI来完成。我们主要使用Kimi、即梦、Deepseek这些工具，数据筛查、趋势判断、脚本生成、基础分析等都统一交给AI处理，相当于直接替代了一个岗位。”她还提到，自己观察到的同行也普遍接入了AI技术，原本需要大量时间完成的资料搜集、信息对比和报告输出等工作，现在被显著压缩，效率整体得到了大幅提升。

但李方元也强调，AI并非万能，它有其边界。“不要把所有事情都交给AI，更不要让它替代判断。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人跟人之间、公司跟公司之间的运营。决策还是要人来把控。”她多次向记者强调，部分流量平台已经可以识别AI生成的内容，尤其是商品图片，一旦与实物存在偏差，容易被用户认定为“与描述不符”。因此，在她自己的实践中，AI更多用于提效，关键决策仍由人把控。

同时，李方元也指出，OPC带来的是组织方式的变化，并不等同于增长的确定性。她表示：“目前来看，业绩增长还未出现明显变化。效率肯定是提升了，AI也参与到了一些决策中，但增长需要时间来验证。”在她看来，即便作为变量引入了AI技术，也需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长期观察，当前仍处在行业的探索期。

事实上，在电商行业里，“超级个体”的存在早已不是新鲜事。有人将产品、供应链等环节全部外包，自己只负责决策，本质上是“一个人+外部组织”的运作方式。这类案例一直存在，也确实能够产生可观收益。AI的加入，无疑放大了这种模式的可能性。然而，这种“超级个体”的上限能被AI推到多高，仍需要时间来验证。

供应链：OPC成功的关键因素

对于李方元来说，她的OPC之所以能够成立并取得初步成功，与华强北乃至深圳的完整产业链高度相关。她向记者强调：“外界对OPC的普遍理解存在偏差，认为靠AI个体就可以独立完成全部环节。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一模式并不脱离协作体系。”

“社会是一个大环境，是一个群体。我们人怎么可能脱离群体呢？公司跟公司之间也是需要合作的。”李方元说。在华强北，从电子产品的方案、软件、模具到组装，各个环节都可以快速对接，形成完整链条。她举例称，一位客户提出新品需求，从打样到大货，通常三到五天内即可完成。如果是别的城市，效率相对会比较低。深圳存在供应链响应速度快和完整的优势。

2024年，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提出了“一人独角兽”概念。他认为在AI条件下，个体可能具备运营完整商业体系的能力，甚至出现估值数十亿美元、却只有一名员工的公司。这一判断为OPC提供了一个更明确的技术想象空间。

然而，在实际落地路径上，不同城市的条件并不相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财税贸易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韦福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形态在深圳更可能沿着“AI+硬件”的路径落地。各城市在发展OPC等新形态时，路径取决于各自的资源基底与产业环境。在他看来，北京依托高密度的人才资源，更侧重大模型等上游能力；杭州则以阿里巴巴为核心，形成电商生态；而深圳的优势仍然在于其完整且规模庞大的制造业体系。

这种差异决定了OPC在不同城市的形态。以华强北为例，韦福雷强调不能将它视为一条简单的电子街，而是一个高度集聚的电子元器件与智能硬件生态区。经历多轮迭代之后，这套体系变得更加紧密。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OPC才有了现实基础。

在韦福雷看来，OPC这种“超级轻资产+强整合”的模式，即个体借助AI把分散在产业链上的能力重新组织起来。但要把一个产品真正做出来、做成规模，需要依赖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没有这个体系，是做不出来的。”韦福雷表示，在深圳，这套体系的效率被压缩到极致，从一个想法到一个可以推向市场的产品，往往只需要一到两天。

在深圳，供应链解决了“怎么做”的问题，而其庞大的市场则决定了“做多大”。作为全国出口核心城市，深圳的生产体系天然面向全球。2025年，深圳进出口总额达4.55万亿元，其中出口2.74万亿元，实现33连冠。同时，深圳还在不断降低出海门槛：上线“深圳出海e站通”，对接全球32个国家与46个园区；新增15条国际航线，运营30条海运快线；在36个国家布局377个海外仓。这意味着深圳的OPC一开始就连接着全球市场。

同时，在城市内部，这种能力被进一步拆分。2026年以来，深圳各区也开始基于自身产业基础推动OPC落地。其中，福田的华强北推出了“支持OPC11条”，从空间供给、政策扶持、场景开放、工具支持、全链条服务等五大维度为“一人公司”提供保障。其OPC创新社区将紧扣区域产业基础与“一人公司”实际需求发布特色应用场景清单，引导创业者聚焦AI+硬件、机器人与智能终端、智能制造与供应链服务、跨境电商与涉外应用四大核心赛道。

南山则以“模力营”为代表，这里聚集了大模型、算法与软件开发资源，初步形成了具身智能、模型基础、AI+硬件和AI+应用四大板块。宝安区则承接硬件转化任务，依托制造业基础，“大公坊”等社区将研发、打样与量产整合在同一空间，以“场景+金融+制造”构建全国首个面向OPC硬创业的系统性产业支撑体系。截至目前，宝安区一人公司数量已超过23万家。

深圳为何积极推动OPC发展？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将智能原生业态纳入国家顶层设计。而早在今年1月，深圳就发布了《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OPC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2027年）》，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将“一人公司（OPC）”写入城市级产业政策，明确提出建设OPC社区、集聚AI创业主体。

广东省在3月跟进发布了省级OPC专项政策，这是继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智能经济新形态后，全国首个省级层面支持人工智能OPC创新发展的专项政策。从时间线上可以看出，深圳对于这种创新组织形态十分敏锐，并通过空间、资源与政策配置将其纳入产业体系。

韦福雷向记者分析称，深圳对OPC的重视与其产业发展的基因密不可分。深圳本身制造业非常发达，同时以深圳为中心的大湾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体系与供应链网络。他认为在AI应用普及后，经营成本显著下降使得“一个人+智能体”的组织形态具备现实可行性。个体可以直接调用产业链资源在细分领域完成商业运作，从而提升深圳的创业密度与创新强度。

2025年深圳全市新设民营企业超过34万户，民营企业总量突破283万家。OPC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在韦福雷看来，OPC不仅是组织形态的变化，也在重塑投资逻辑。过去深圳的产业发展更多依赖土地、人力与资本等要素，而当前正转向以技术与智力为核心。OPC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转变——从资源密集型走向智力密集型。

对应到城市层面竞争逻辑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是“招商引资”吸引企业落地；现在则更偏向“招才引智”吸引能够独立完成商业闭环的个体。OPC成为承载这一变化的具体形态。“每一轮技术与产业变革都会吸引资本与人才集中涌入，短期内出现同质化竞争。在政策、资金与算力等多重支持下，OPC同样可能经历一轮快速扩张与出清并存的发展周期。”韦福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