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普遍存在：尽管技术应用已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人们却普遍感觉事务愈发繁杂，负担不减反增。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末，笔者初涉公共管理领域时，正值“OA革命”风起云涌之际。那时，人们对“OA”（办公自动化）寄予厚望，认为其普及将极大提升管理效率，减轻工作负担。
然而，时至今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远非昔日“OA”所能比拟，但基层治理的现状却似乎与人们的初衷背道而驰。基层干部们忙于在手机App上打卡、填表、留痕、报批、走流程，被各种繁杂事务缠身。本应减负的技术手段，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成了增负的源头。这背后的原因究竟何在？
《走向数字赋能：基层减负的新技术应用逻辑》，钟伟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针对这一现象，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钟伟军教授在其新著《走向数字赋能：基层减负的新技术应用逻辑》中进行了深入剖析。通过一系列案例研究，钟教授指出，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不当应用。有人“偏爱”技术、“善用”技术，将技术作为实现非技术目的的工具，从而导致了问题的产生。
以乡镇干部为例，他们手机中往往装有十几个政务App，每日需进行定位签到、入户拍照、工作群即时回复等任务，否则将面临通报批评。技术让上级管理更加便捷，却也让基层干部的时间被碎片化，精力被消耗在无尽的数字指令上，深入基层、服务群众的时间反而被压缩。钟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为“数字形式主义”，认为技术在此成为了新官僚主义的温床，制造了大量无效劳动。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钟教授指出，技术并非中性，其设计逻辑往往以“管控优先”为导向，首先考虑的是上级如何留痕、追溯、考核，而非基层的实际需求。这种设计导致人成为了技术的附庸，每天忙于“伺候”系统，为留痕而留痕。钟教授称之为“技术绑定”，即本应解放人力的技术，反而成为了束缚人的枷锁。
此外，技术的落地实施也存在问题。数字项目往往“自上而下”强制推行，基层缺乏调适空间，系统是否好用无人关心，脱离实际成为常态。更深层次的是，工作群、移动终端打破了时空界限，基层干部“永远在线”，半夜被@成为家常便饭。这种“时空消融”现象带来了持续的紧绷感和倦怠感，钟教授称之为“行动者的空间挤压”。
那么，技术能否真正为基层减负呢？钟教授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迪性的思考。
首先，应从“管控导向”转向“服务导向”。技术设计应关注如何方便基层工作，而非如何方便上级监督。例如，整合App、实现数据一次录入多处共享、自动处理重复填表等，这些都是服务导向的基本要求。
其次，应从“刚性考核”转向“柔性适配”。当前的问题在于考核与技术绑得过死，系统数据直接决定绩效，迫使基层“为数据工作”。应建立缓冲机制，将数据作为参考而非唯一标准，允许基层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最后，应让基层干部从“被动执行者”转变为“协同参与者”。一线干部对技术需求最有发言权，却往往缺席技术开发过程。应建立有效的反馈渠道，让基层参与技术设计和迭代，确保合理化建议被采纳，使技术真正贴合实际需求。
本书的核心思想在于，技术应服务于人，而非人服务于技术。这一看似简单的道理，却常被忽视或难以落实。我们往往过于迷恋技术神话，认为引进先进系统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然而，若嵌入技术的制度逻辑不变，管理者的思维仍停留在“控制”与“监控”上，再好的技术也会成为新的负担。
这本书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减负”的真正含义。减负并非让基层少干活，而是让基层将精力集中在刀刃上——服务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数字化浪潮却往往将大量精力吸引到打卡、留痕、填表、回消息等无休止的形式主义上。真正的数字赋能，应是用技术砍掉或自动消除这些负担，让基层回归本职工作。
要实现数字的真正“赋能”，关键在于打破“数字神话”，让问题浮出水面。技术本身并非坏东西，也非万能药。能否减负，关键在于使用技术的人和组织。说到底，数字时代的基层减负，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关于“人应该如何被对待”的价值问题。
当然，该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属初步，对于技术及其运用本身、技术与组织及制度的关系、技术的未来特别是如何影响基层治理的走向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作者涉及较少。这是一个极具潜力的研究领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思考和研究成果涌现。
（作者桑玉成为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政治学会名誉会长）
来源：桑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