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南昌起义后的关键战役——三河坝阻击战，许多人都有所耳闻。这场战役对于起义部队而言，是保留革命火种的重要一战。在那场激烈的交锋中，三千起义军面对两万余敌军的围攻，尽管奋力抵抗，最终仍伤亡惨重，仅余八百余人跟随朱德踏上了前往井冈山的征程。然而，在这场战役之后，有两位原本资历深厚的干部选择了离队，他们的后续发展轨迹也因此发生了显著变化，授衔时均比预期低了一级，这一结果着实令人意外。

首先，我们来谈谈周士第。在三河坝阻击战中，他担任25师的师长，与朱德并肩作战，共同抵御敌军的猛烈进攻。面对敌军六七倍于己的兵力以及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他们坚守了三天三夜，但最终还是未能守住阵地，队伍被打散。在决定下一步行动时，周士第选择了前往香港向上级汇报战况，并请求进一步的指示。

朱德对于周士第的离开深感忧虑。当时，部队刚刚经历了一场惨败，士气低落至极点。25师作为周士第亲手带出来的老部队，官兵们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信任。而朱德与这支部队的渊源尚浅，官兵们对他还不熟悉。周士第的离开无疑会对军心造成极大的动摇。然而，尽管朱德极力劝阻，周士第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朱德只能带着剩余的八百多人转战湖南，最终通过湘南起义踏上了井冈山的土地。

周士第抵达香港后，在汇报完工作准备返回时，却不幸染上了疟疾。当时，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周士第作为知名人物，根本不敢公开露面治病。最终，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辗转前往南洋治疗，直到1929年才得以回国并抵达上海。

然而，回到上海的周士第却发现自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无奈之下，他加入了邓演达领导的黄埔革命同学会，并在多地从事反蒋活动。期间，他还曾被国民党抓捕入狱，幸得宋庆龄出面营救才得以重获自由。直到1933年底，他才历经波折来到中央苏区，重新回到了革命的队伍中。

算起来，周士第整整脱队了六年之久。回到苏区后，他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担任军事主官的职务。他先是在红军大学担任教员，长征开始后，又进入陈赓领导的干部团担任科长。直到陕北会师时，他才被任命为红15军团参谋长。1935年，他重新入党，但党龄却只能从这一年算起。实际上，他早在1924年就已经是老党员了，这一变故让他平白少了十一年党龄。

抗战爆发后，周士第被调往八路军120师担任贺龙的参谋长，后来还担任过晋绥军区副司令等职务。他一直在参谋岗位上默默耕耘，为革命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解放战争打响后，他才开始独当一面，先后跟随贺龙、徐向前、彭德怀等将领作战，参与了解放山西、大西北、大西南等诸多重要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周士第历任西南军区副司令、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等职务。在授衔之前，他的职务是训练总指挥部副部长。从资历上看，南昌起义时他就是正师级干部，当时林总还只是连长，陈毅是团级干部，粟裕更是只是警卫班长。他的起点比这些后来的开国将帅要高得多，按照常理来说，他完全有资格被授予大将军衔。然而，由于脱队六年的经历对他的战功和资历产生了影响，最终他只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从原本的大将变成了上将。

另一位离队的干部是彭明治。与周士第不同，彭明治的离队并非主动选择，而是被迫无奈之举。在三河坝战斗中，他身受重伤，根本无法跟随大部队转移。为了养伤，他只能留在老乡家中。然而，等伤养好之后，大部队早已不知去向。他身无分文，连路费都凑不出来，为了生存下去，他只能暂时加入桂系部队当了三年兵。

直到1930年，彭明治才终于找到了红军队伍并重新入了党。实际上，他早在1925年就已经是党员了，但由于这段脱队经历，他的党龄也只能从1930年重新算起。与周士第相似的是，归队后的彭明治也很少担任军事主官的职务，他长期在团、师一级担任参谋长，积累了丰富的参谋工作经验。长征到达陕北后，抗战全面爆发，彭明治出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参谋长。

平型关战斗结束后，彭明治才升任团长。1938年冬天，他率部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并出任苏鲁豫支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组时，他当上了三师七旅旅长。七旅作为新四军军部的机动部队，哪里有硬仗就往哪里调。这支部队打了不少恶仗，连陈毅都赞不绝口，称七旅是“华中主力当中的主力”。

抗战胜利后，彭明治跟随黄克诚远赴东北战场。他指挥的秀水河子战斗创下了东北民主联军首次全歼敌军一个整团的纪录。然而，在不久后的四平保卫战中，彭明治负伤咳血，不得不离开前线去后方休养。这一养就养到了1949年初才重新回到部队。

那时东北野战军已经改编为第四野战军。彭明治刚复出就连升数级，直接从旅长跳成了13兵团副司令员，算是解放战争中越级升迁最快的将领之一。从资历上看，南昌起义时彭明治就是连长，当时萧克也才是连长，许光达还只是排长。他的起点并不低。

然而，如果不是三河坝战斗后受伤离队那三年，以彭明治的资历和战功，他完全有资格被授予上将军衔。但受脱队经历的影响，最终授衔时他只被授予了中将军衔，从原本够得上的上将变成了中将。

参考资料：解放军报 开国将帅授衔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