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放弃了回城机会，选择留在农村，和初恋女友结了婚，一转眼五十年了，晚年的我，生活幸福，儿子事业有成，回首这段往事，我心里依旧感慨万千。

我出生在北京一个五口之家，我父母都是工人，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实属不易，我家里条件还算可以，虽算不上多么富裕，但起码能吃饱穿暖，我和弟弟妹妹，从小到大都没吃过苦。

1970年，我高中毕业，当时正值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父母商量，决定由我接替父亲的工作，到机械厂工作，这样既可以不用去插队，也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

当时我年轻气盛，不懂事，加上我内心十分向往农村的生活，我并没有按照父母的意愿参加工作，而是积极响应号召，来到了偏远的陕北农村插队，当了一名知青。

坐上知青专列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内心十分忐忑。

从北京到我插队的地方，中途要换乘两次车，一路上我都没有睡过安稳觉，三天之后，我们五十多人，终于达到了甘泉县王庄公社。

此时的我们，早已没有了来之前的兴奋和激动，只想美美吃一顿，好好睡一觉，在老乡的簇拥下，我们来到了公社大院，老乡已经提前给我们准备好了饭菜。

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一人一碗红烧肉，一碗小米稀饭，大家狼吞虎咽吃了起来，吃完饭，我们在公社大院后面的土坯房子里暂时住了下来。

一共五间屋子，三大二小，女知青人数少，住了一间大屋子，剩下的四间屋子，我们男知青住，虽然是通铺，可能是太累，我那天晚上睡得特别踏实，一觉睡到了天亮。

第二天，吃过午饭，开了动员大会，给我们分了组，我和另外五名知青被分到了生产二队。

二队队长王喜科，地地道道陕北人，个子不高，大概四十多岁，为人热情，一看就是老实厚道之人，他帮我们装好行李，他驾着马车，带着我们五人去了二队。

拐了不知多少个弯，我们终于来到了二队，老乡早已在村口等候我们，一时之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热闹极了。

刚到二队，王队长并没有着急给我安排活，而是让我们熟悉环境，每天给我们负责做饭的是，王队长的女儿王翠英。

王翠英和我同岁，性格开朗，长得也挺漂亮，就是皮肤有点黑，我最喜欢吃她做的面条，起初伙食还不错，顿顿都有白面吃，没多久就变成了玉米面，不过此时的我，已经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

我们知青和老乡一样，每天都要下地干活，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是枯燥，劳作之余，读书成了我唯一的乐趣。

插队第二年，村小学李老师因病去世了，在王队长推荐下，由我接替李老师，负责给孩子们上课，我从知青宿舍，搬到了学校居住。

学校加上我一共只有三个老师，而且都是临时的，其中一名老师，仅有初中学历，学生只有三十多人，连一个像样的教室都没有，我们上课是在窑洞里，没有课本，孩子就在地上，练习写字。

后来我自己掏钱，加上平时家里寄给我的钱，我给孩子们买了课本，学习用品，我又挨家挨户走访，让老乡送孩子读书。

老师的工作我一干就是五年，到了1975年，知青陆陆续续开始返城，我也接到了回城通知，但是我心里却犹豫了。

孩子们知道我要走，拦着我不让我离开，给我送来了鸡蛋，水果，这些他们平时都舍不得吃，哭着让我留下来，老乡们也希望我能留下来。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想了好久，对我来说，回城会有更好的发展，可是，看到孩子们天真的笑脸，想起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每一天，我又不忍心离开。

其实，在陕北插队这五年，老乡对我非常好，经常给我送吃的，那年我割麦子不小心受了伤，是王队长把我背到了卫生院，还宰了一只老母鸡，给我补身体，这些我都记在心里，想到这些，我终于下定决心，留在农村。

1976年，王队长亲自做媒，把女儿嫁给了我，婚后我们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恢复高考后，我顺利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留在城里工作的机会，毅然决然回到了农村教书。

有人说我傻，应该回到了城里发展，当年和我一个大学毕业的同学，很多都成了领导干部，虽然我扎根农村，当了一辈子老师，但是我心里从来没有后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