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一场以美以为主导的针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即外界所称的“伊朗战争”）于2月28日骤然爆发。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空袭，目标直指伊朗的领导层、导弹设施、核相关目标以及多个军事基地，实施了精确而猛烈的打击。这场空袭造成了严重后果，包括原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内的多名高层领导不幸伤亡。随后，新任最高领袖穆贾塔巴·哈梅内伊接任，伊朗迅速作出军事回应，主要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及美军基地发起了反击。

然而，在这场非对称的空中与导弹对抗中，伊朗的正规国防军（Artesh，即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军队）并未大规模投入常规作战，仅有限地参与了地面和后勤支援，而反击的核心力量则由革命卫队主导。这一现象背后，是伊朗独特的双轨军事制度设计、战争形态的限制以及现实困境的共同作用。
一、战争背景与伊朗国防军“有限参战”的深层原因
本次战争本质上是一场空中主导的精确打击战。美以联合力量将重点放在摧毁伊朗的防空系统、导弹发射器、空军基地和海军资产上，旨在削弱伊朗的进攻能力，而非进行地面占领。在这样的战争形态下，伊朗国防军作为常规防御力量，其重型装备如坦克、老式战机和舰艇，在缺乏制空权的情况下，难以有效展开反击，反而成为了敌方打击的明显目标。例如，Shiraz、Bandar Abbas等伊朗国防军的空军和海军基地就多次遭受袭击。

同时，伊朗国防军还面临着严重的后勤崩溃问题。前线单位的弹药极度短缺，部分军种甚至出现每两名士兵仅配备20发子弹的窘境；食品和饮用水的供应不足，医疗救援也受到严重阻碍，导致伤亡人员无法得到及时救治。此外，征召预备役的工作也遭遇失败，逃兵和拒报到现象频发，进一步削弱了国防军的机动能力。
相比之下，革命卫队则掌控着弹道导弹、无人机和代理人网络等战略性进攻武器，更适应这种非对称的报复作战方式。伊朗国防军的“缺席”还源于制度性的分工：国防军主要承受了美以联军的首波打击，并努力稳定前线局势；而革命卫队则承担着意识形态保卫和进攻性反击的重任。这种设计本意是为了防止单一力量垄断军事权力，但在战争中却暴露出了协调困难和资源倾斜的问题。

二、伊朗国防军的现状剖析

伊朗国防军总兵力约为35-42万人，其中包括陆军主力约35万人（其中大量为义务兵），并分为陆军、海军、空军和防空军四个军种。其核心使命是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和进行常规防御。然而，其装备主要以革命前西方和苏联的混合军事平台为主，受长期制裁的影响，军队的现代化进程滞后，装备维护也面临诸多困难。在2025年的“十二日战争”中，伊朗国防军的空军和防空系统就已经遭受了重创。而在本次战争中，其海军舰艇如Moudge级护卫舰等多被击沉或损伤，空军基地也反复遭受袭击，导致起飞能力大幅下降。
当前，伊朗国防军面临着双重压力：外部的美以打击导致装备损失惨重；内部则出现补给短缺、伤员救治不力以及与革命卫队之间的摩擦等问题。

三、伊朗国防军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显著区别
伊朗实行着独特的“双轨军事”体系，国防军与革命卫队（约12-19万人）并行存在，二者均直接隶属于最高领袖，但在性质、职能和资源分配上却存在着显著差异：
- 伊朗国防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伊斯兰革命前的帝国军队，更具专业化和“国家主义”色彩。它以义务兵为主，专注于常规的领土防御、边境安全以及阻挡敌方的首波打击。其装备偏重于重型常规平台，政治影响力相对较弱，被视为“技术型”军队。

- 伊斯兰革命卫队：则是在革命后为保卫伊斯兰政权而建立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以志愿兵为主。它掌控着战略性进攻武器如导弹、无人机等，还拥有圣城军代理人网络及巴斯基民兵等力量，并涉足经济领域。在资源分配上，革命卫队享有优先权，其忠诚度也更高，负责着政权的内部安全和对外“前向防御”。
根据宪法的明确分工：伊朗国防军负责保卫国家的主权；而伊斯兰革命卫队则负责保卫革命的成果。这一平行结构虽然有助于防止政变风险的发生，但也造成了两者之间的竞争与协调难题。在本次战争中，导弹反击几乎完全由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导；而国防军则主要承担着被动防御的角色。
四、领导架构：国防军由谁指挥？
伊朗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为最高领袖（现为穆贾塔巴·哈梅内伊），他拥有着绝对的军事决策权，并同时指挥着伊朗国防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国防军设有独立的指挥链，现任总司令为少将阿米尔·哈塔米（Amir Hatami），下辖各军种司令。整体武装力量通过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和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进行协调；但国防军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持平行运作的关系，仅在最高层实现统一。
这种结构确保了政权对军事力量的控制；但在战争中却凸显出了协调不畅的问题。国防军指挥官虽然具备专业背景；但在资源和决策权重上却往往不如伊斯兰革命卫队。
五、伊朗国防军在未来伊朗政府架构中的可能角色
随着原最高领袖的遇袭和战争的持续进行；伊朗政权进入了脆弱期。作为“国家而非革命”的军队；伊朗国防军可能从边缘化力量转变为关键变量：
- 稳定与过渡角色：若政权进一步弱化或进入谈判/重建阶段；伊朗国防军因其较低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可能保持中立或维护国家的连续性；成为避免内战或全面崩溃的“技术型稳定器”。

- 权力平衡工具：战争暴露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国防军之间的裂痕（如资源分配不均、医疗援助拒绝对等）；未来任何过渡政府或重建进程；都可能需要扩大国防军的常规国防职能；以制衡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支配地位；甚至推动一定程度的去意识形态化改革。
- 潜在风险与机遇：若伊朗国内抗议或外部压力加剧；国防军可能支持温和派或“倒戈”以保护国家利益；反之；若伊斯兰革命卫队全面主导伊朗的军事权力；国防军则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但总体上；国防军的定位将深刻影响伊朗是否走向更平衡的军政架构；而非单纯由革命卫队主导的强硬路线。
结语
伊朗国防军在本次战争中的“有限参战”状态；是双轨制度、空中战争形态与后勤现实困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反映了伊朗军事结构的内在双重性；也为后战争时代的权力重组提供了变量。在后哈梅内伊（或当前过渡）时期；国防军能否从被动防御力量转型为国家重建的支柱；将决定伊朗未来是延续强硬路径；还是出现一定程度的务实调整。双轨体系虽然曾维持了政权的稳定；但在全面压力下；其矛盾已成为明显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