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现象颇为引人深思：不少95后群体阅读《1984》这部经典著作时，所秉持的视角与以往大不相同。以往人们常说“多一个人看《1984》，就多一点自由的可能”，然而95后们却似乎更倾向于琢磨书中老大哥和控制者的角色。他们甚至对老大哥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思索着怎样在那个特定的系统里谋求更好的生存与发展。

这一有趣的细节出自《富足一代》一书。不过，我们很难确切知晓这样的95后究竟占比多少。

不妨以1995年出生的人作为典型代表，来深入探究他们成长过程中所见证的重大事件。当他们2岁时，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尽管他们自身对此并无记忆，但他们的父母在那段历史时期必定满心自豪，而且极有可能读过一本盗版的《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时光流转，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际，他们已然13岁，刚步入初中一年级。这个年纪，恰似初升的朝阳，充满活力与希望，他们也幸运地赶上了全国性的激情热潮。然而，这一年除了有奥运盛会带来的喜悦，也遭遇了汶川地震这样的巨大灾难。苦难与激情相互交织，构成了他们成长记忆中复杂而深刻的一部分。待到2010年，他们读初三时，中国GDP成功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一成就让他们开始萌生出“大国”心态。

《富足一代》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一位医生出于对孩子未来发展的考虑，建议孩子去美国读书，没想到却遭遇了孩子非常激烈的反弹，孩子质问道：“去美帝国主义那里干嘛？”这一反应，从侧面反映出95后群体独特的价值观和爱国情怀。

倘若我们想要真正了解95后这一年轻群体，或许还需要努力描绘出他们父母的形象轮廓。

《富足一代》中所描述的对象，既不是进城务工的劳动者，也不是处于社会顶层的精英人士。这里所说的“富足”，更贴近于“中产”阶层。在许多中国人的认知里，“富足”往往容易与财富自由的概念相联系，即即便不工作也能衣食无忧、生活惬意。

在我看来，书中提及的“富足”或者“中产”，大致指的是那些生活在大城市、接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在房地产时代获得一定利益的群体。他们大多在1990年代初大学毕业，恰好赶上了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大潮以及房地产大规模开发的机遇。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他们很快在城市中购置了房产，随后又陆续购置了第二套甚至第三套。

这一群体可能秉持着这样的观念：个人应当通过努力奋斗去追求成功，坚信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同时，他们也高度相信市场和竞争的力量，认为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获得相应的成就。

显而易见，95后年轻人与他们父母这一代在观念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每一代青年都具有叛逆的特质，而95后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之间观念差异如此之大，除了代际因素外，还受到了时代发展的深刻影响。他们常常表现出“反对”的态度，而反对的对象往往正是自己的父母一代，这其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不过，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2023年，我有幸前往哥伦比亚大学访学，在与那里的朋友交流时发现，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其实和纽约的年轻人在许多方面颇为相似。他们拥有更好的审美水平，普遍具备较好的英语能力，不少人还使用苹果手机等高端电子产品。从这些方面来看，未来的世界或许无需我们过度担忧。

在社会中，人们对年轻人可能存在两种常见的偏见。第一种是打压和轻视，在大众媒体时代，80后和90后都曾遭遇过类似的舆论叙事，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往往并不友好。第二种则是膜拜，将年轻人视为未来的代表，甚至“老登”这个词的流行就反映了这种心态。人们厌恶“登味”，而“登味”的反面，恰恰就是充满活力与朝气的青年气。

要想打破这些偏见，“沟通”无疑是唯一的有效途径。而沟通的第一步，便是倾听。我们要尝试去聆听双方的声音，用眼睛“看见”更多具体的个体。当我们更加关注个体的经验时，就能够突破标签化所带来的束缚，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彼此。

《富足一代》无疑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伊险峰和杨樱都曾是出色的媒体工作者和非虚构写作者，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为我们呈现了95后这一群体的真实面貌。本周六晚上19:30，我们将有机会倾听他们的分享，并参与到相关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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