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笔者围绕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不少剧迷对笔者观点表示认同，指出该剧在编剧和主演王阳的表现上存在诸多问题。当然，也有部分剧迷持有不同看法，认为尽管该剧存在不少瑕疵，但毕彦君所饰演的角色却颇具亮点，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这一观点，笔者部分认同。毕彦君老师的演技确实无可挑剔，但若从编剧的角度审视，张汝贤这一角色却显得颇为失败，甚至可以说是该剧的一大败笔，完全可以被删减。

让我们从剧本创作的层面出发，深入剖析毕彦君饰演的张汝贤角色在剧中的定位与作用。《八千里路云和月》自播出以来，张汝贤这一角色对剧情主线的发展影响甚微。换句话说，即便删去这一角色，剧情的整体走向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那么，为何编剧要为这部剧“注水”这样一个角色呢？

笔者推测，这或许是导演张永新试图通过张汝贤这一角色，提升《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文化抗战价值。毕竟，张永新导演曾执导过《觉醒年代》这样高水准的电视剧，若新作缺乏文化内涵，无疑会损害其声誉。因此，编剧们可能试图通过张汝贤这一角色，为剧作增添文化厚度。

然而，遗憾的是，编剧们的创作能力有限，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驾驭，导致张汝贤这一角色成为了剧作的一大败笔。我们常说“有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编剧们，在驾驭传统文化、严肃历史题材时，显然力不从心。这一点，在张汝贤这一角色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值得一提的是，毕彦君老师在《觉醒年代》中饰演的辜鸿铭一角，同样深入人心。基于此，我们不妨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将《八千里路云和月》与《觉醒年代》进行对比，以进一步论证编剧们缺乏传统文化加持的问题。以下是我的对比分析。

首先，塑造传统知识分子，是否需要句句引经据典？

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张汝贤一出场便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观众而言，这或许能让他们感受到剧作的文化氛围。然而，对于真正了解传统文化的人来说，这种掉书袋的做法却显得颇为肤浅。编剧们缺乏传统文化的底蕴，只能通过引经据典来装点门面，却忽略了真正有文化的角色，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

相比之下，《觉醒年代》中的角色塑造则显得更为高明。新文化运动的那几位先驱不必多说，仅以毕彦君老师饰演的辜鸿铭为例，他在与人交谈或辩驳时，从未引经据典，而是将道理融入朴素的台词之中。这就是编剧吃透文化后所塑造出的角色，无需引经据典，便能深入人心。

其次，传统知识分子是捣乱的还是帮忙的？

笔者推测，张永新导演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塑造张汝贤这一角色，是为了展现剧作的文化内涵。若此猜测成立，那么张汝贤应是一个正面角色。然而，在编剧们的笔下，张汝贤却显得迂腐不堪，处处捣乱。他如何在清末民初的社会中混得风生水起、家大业大，实在令人费解。编剧们甚至忽略了叙事合理性，只为塑造一个迂腐的角色。

以南京战事为例，当日寇即将闯入时，绝大多数南京人都选择逃离，前往武汉避难。然而，张汝贤却坚持留在南京，为儿子讨回公道。这种行为，在常人看来，无异于傻子。而厨子的一番忽悠，竟让他开窍同意前往武汉。这样的故事处理方式，无疑是将张汝贤当作了一个傻子来塑造。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编剧们自身的文化档次不高，无法捕捉文人身上的真正风骨，只能用降智的方式去处理角色。

相比之下，《觉醒年代》中的角色在身处险境时，从未表现出这种迂腐与降智。这再次证明了编剧们文化底蕴的差距。

最后，文化抗战究竟是什么？

张永新导演或许希望通过张汝贤这一角色，传达出只要文人风骨尚存，中国文化便不会灭亡的理念。然而，编剧们的实现方式却令人失望。张汝贤这一角色被塑造得降智且迂腐，完全背离了导演的初衷。

以一家人逃亡上海为例，张汝贤竟携带好几箱子书。这种行为，在常人看来，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徽声在线认为，这恰恰暴露了编剧们的无知。他们或许从未真正了解过一箱子书的重量，更未思考过在逃亡途中携带书籍的实用性。这种桥段，无疑是对观众智商的侮辱。

同时，剧作至今也未明确交代张汝贤的职业以及他携带书籍的用途。这依旧是编剧们缺乏文化底蕴所导致的。若换作有文化的编剧来创作这一角色，或许会开宗明义地指出：老先生是整理国故的，越是抗战危亡之际，越是需要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来整理与传承文化。

相信大多数读者都了解整理国故这一概念。但为了照顾新读者，笔者还是愿意多言几句。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面临着用新文化、现代文化的方式进行重新整理、收纳与解读的挑战。简而言之，就是将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方式，转变为更现代、更科学的分类方式，如数学、语文、物理、历史等。新文化运动后，大量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用现代、科学的方式整理“国故”，并与日本展开速度与质量的竞争。

以中国小说发展史为例，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证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著作，出版于1923年。然而，日本早在1919年便出版了《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系统论证了中国小说发展史。这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小方面。在其它方面，甚至于方方面面，当年都面临着日本抢先一步的危险。谁能在整理国故方面取得领先与深度，谁就能掌握解读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因此，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们的最大重点之一便是整理国故。到了抗战时期，这一任务变得更加紧迫。因为日本鬼子即将侵略整个中国，全国都陷入了绝望之中。当时的中国，无法独自打败日本鬼子。眼看着国家政权即将灭亡，知识分子们却坚信：只要文化不亡，即便政权亡了，中国也能凭借文化重新站起来。这才是文化抗战的核心意义所在。

若《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张汝贤能被塑造成为这样的角色形象，那么这部戏无疑将更加充沛与饱满。然而，看看目前的样子吧——光塑造了一个嚷嚷文化却未干文化事儿的老头儿，有何用处呢？笔者说这群编剧没文化，还有其亲朋好友愿意帮着洗地吗？（文/马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