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徽声在线

2026年开年之际，电视剧《太平年》与纪录片《吴越国》的相继热播，在中国影视领域掀起了一股独特的热潮。在当下这个快节奏、追求碎片化娱乐的文化消费时代，这两部以厚重历史为题材的作品能够脱颖而出，备受观众瞩目，这不仅彰显了当代观众在认知和审美方面的显著提升，更凭借它们围绕同一历史故事世界所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为当下的视听创作和文化传播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范例。

历史IP的多元类型互文呈现

《太平年》与《吴越国》都将目光聚焦于“五代十国”这一相对较为冷门的历史时期，然而它们却以截然不同的类型风格进行表达，从而产生了裂变式的传播效果。从文本关系的层面来看，这两部作品构建了一种充满张力的“互文性”对话。48集的电视剧《太平年》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五代十国中后期至北宋初期这一动荡不安的时代，通过精心塑造钱弘俶、郭荣、赵匡胤等一系列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英雄豪杰形象，将他们巧妙地融入到天下一统、追求太平盛世的历史大趋势之中。而五集纪录片《吴越国》则以钱氏三世五王“保境安民、纳土归宋”的历史脉络为主线，全方位展示了他们在乱世中如何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宁生活，延续文明的根脉。两部作品相互配合，共同奏响了五代十国历史的复调乐章，尤其是围绕吴越的历史文化以及“纳土归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形成了文本之间紧密的“对话”关系。

电视剧擅长运用戏剧化的叙事手法来展现历史人物的命运起伏，而纪录片则秉持求真的态度，致力于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当《太平年》凭借精彩的剧情成功激发起观众对五代十国历史的浓厚好奇心后，《吴越国》适时推出，它以历史为坚实骨架，以文物为有力证据，以考古为科学依据，带领观众走进一个更加真实可信的吴越国世界。这种纪录片与影视剧相互搭配、共同科普历史知识的现象，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套餐化”观看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拓展了历史文化类视听产品的制作和传播的可能性边界，更激发了观众更为广泛的历史文化消费需求，创造了更多的消费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作品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当前影视剧与纪录片在创作上的融合趋势。《太平年》在创作过程中融入了“纪实元素”，除了众多实力派演员的精彩演绎外，作为一部历史剧，它在情节处理上遵循“大事不欺、小事不拘”的原则，对服装、道具、置景、化妆等方面都进行了精心考究，古雅凝练的半文言台词有效地构建了特定时代的语言环境。同时，为了方便观众理解，一些专有名词在画面中还特意添加了“注释”，许多内容都与史实建立了索引关系。而《吴越国》则突出了“演绎元素”，将纪录片的再现美学和技术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角色出场的方式颇具京剧亮相的韵味，更加注重神韵的展现，强化了仪式感；场景再现则巧妙配合人工智能、虚拟制片等先进技术，高度重视历史氛围的营造；在视听修辞方面，善于运用隐喻、象征、留白等手法，例如首集以“铸剑”来隐喻江山基业的铸就，使者送剑的场景在中国传统的长卷画中连贯展开，形成了具有中华美学风韵的长卷视觉美学；在文物呈现方面，配合电影探针镜头等技术，让青瓷的釉色、塔砖的铭文、玉器的纹路等细节质感更加凸显。影视剧本质上是演绎的艺术，而纪录片则是纪实的艺术，这两部作品通过元素融合、美学融合，完成了基于共同时空和主题的对话与共鸣，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加立体、全面的历史感知途径。

中华文明精神基因的视听深度阐释

从《太平年》到《吴越国》，这两部作品不仅仅是对一段被尘封的王朝兴衰历史的精致再现，更是一次深入的“精神考古”之旅，旨在解码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为当下社会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华文明具有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从《太平年》到《吴越国》，共同奏响了对这种“大一统”历史叙事的乐章。团结统一带来福祉，分裂动荡则导致灾祸，这是中国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吴越国钱氏三世五王在乱世之中坚守保境安民的理念，最终选择“纳土归宋”，推动了天下一统的进程，这既是他们的治世智慧，也是顺应民心的必然选择。这段历史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特质，体现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中华文明向往和平、和睦、和谐的关系与环境。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时期，在这个战火纷飞、离乱纷争的时代，太平年景显得尤为珍贵。《太平年》的剧名本身就蕴含着对和平的深切向往，剧中百姓在战火中对安定生活的渴望，与当下人们对和平环境的珍视形成了跨越千年的共鸣。《吴越国》则将“和”的意涵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展示钱氏如何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通过“善事中国”的战略选择，保一方平安长达70年之外，还深入到家族内部，在《花开》一集中以“花”为意象，讲述了钱镠家族温柔的情感、和睦有序的家风故事，揭示了吴越国繁荣背后的精神与文化底蕴。这种和合观让个体在乱世纷争中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让家族在动荡岁月里得以长久延续，让民族在历史洪流中稳健前行。

中华文明崇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太平年》中的钱弘俶、郭荣、赵匡胤“三兄弟”，他们共同的夙愿就是让老百姓能够过上太平年景。《吴越国》则更加细致地展现了钱氏三代人如何将保境安民的理念贯穿于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钱镠通过治理潮水、修筑城墙来保障百姓的安全，以民为本守护吴越大地，亲手缔造了“人间天堂”；钱弘俶最终选择“纳土归宋”，更是超越了一家一姓的私利，以生民的福祉为首要考虑。对民本思想的强调，折射出中华政治文明的独特智慧，也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共鸣。

中华文明注重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在两部作品中奏响了动人的旋律：《太平年》中水丘昭券、慎温其等人的君子之风，体现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吴越国》则深入挖掘钱氏家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勿谋也，利在万世者谋之”的精神基因，钱氏家族为吴越大地留下了万世基业，彰显了家族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家国情怀。武肃王八训和遗训成为今日的钱氏家训，家风即国风，这种优良风气绵延不断，为当代人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

视听创作应树立的“三个关键意识”

电视剧《太平年》与纪录片《吴越国》的成功联动实践，为当前的视听创作以及“大视听产业”价值链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凸显了视听创作需要树立的三个重要意识。

视听创作需要具备系统意识。这两部作品围绕同一历史故事世界，打造了跨类型衍生、接续性传播的“组合套餐”。虽然这其中有一定的巧合因素，但这种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产业链条也可以进一步拓展。在如今内容产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下，单一作品的影响力往往较为有限。通过进行系统规划、多元开发的整体布局，可以形成更强的传播合力。尤其要充分发掘不同媒介、不同文艺形态的独特性，以系统意识建立它们之间的对话、互补、融合关系，从而获得更大规模的注意力和协同效益。同时，以视听为媒介，赋能地域文化，实现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地方感的再塑造，让“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一部片传承一段史”成为一种新的常态。“视听+”由此成为一种赋能逻辑，它不仅是多品类的视听纵向产业链的延伸，更在赋能百业千行、点亮多元时空中拓展横向产业链，纵横交织构建起“大视听产业”，赋能型传媒艺术也应运而生。

视听创作需要具备时代意识。如果没有时代观照，无法抓住时代的热点和痛点，不能回应观众的情绪和愿景，一部视听作品就很难引起观众的共鸣，更难以具备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当下圈层化、原子化生存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要达成普遍共鸣并非易事。《太平年》与《吴越国》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关注，关键在于它们准确把握了当下人们对和平的珍视、对统一的期盼。“纳土归宋”这一历史事件成为两部作品叙事和价值的核心亮点，正是因为它触动了时代的神经，回应了人们对安定、统一、和谐的价值追求。

视听创作需要具备引领意识。衡量一部艺术作品是否为精品，核心在于它是否具有思想引领和创新引领的作用，这直观体现在作品的思想品格和艺术品位上。《太平年》与《吴越国》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完美统一，它们不满足于对历史的简单复述，而是通过深入的思想挖掘和艺术化的呈现，以及将中华美学精神在视听作品中进行创新转化，引领观众思考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深层联系。这种引领意识，正是精品化创作的内在要求。

（作者韩飞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视听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